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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釉陶虎子出土于长山，国家三级文物，除腹部尚存青釉痕迹外，其余的釉色基本剥落得差不多了。四足站立，是立虎的形式，这与当时流行的伏虎状同类器物不一样，这种形式比较少见。器身呈圆筒形，口部朝上，背部有辫形提梁，末端用泥条贴塑卷曲的尾巴。眼睛、耳朵、尾巴及器身两侧虎斑纹都用泥条贴塑，紫红色胎体显得很厚重，腹下部、四足底及后端没有施釉的痕迹，胎釉的结合据说比较差，大概这也是这件文物只被列作三级的原因吧。

南朝的酱釉鸡首壶出土于周庄砂山，国家三级文物，盘口，细颈，鸡首尖嘴圆眼，有高冠。一面装着圆股形高把，上端衔住盘口，下端接在肩腹相交处，肩两侧附桥形系。壶身造型瘦长优美，施褐色釉，胎呈紫色，釉层厚薄不均，薄釉处呈黄褐色，厚釉处呈深褐色，整件器物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褐色，比较富于变化，感觉比一色的酱釉更好看些。

北宋的带柄凤字砚出土于夏港向阳大队东园村宋墓，国家一级文物。这方砚台造型别致，呈簸箕形，这倒也罢了，唐代这种砚形好像还挺多，奇特的是这方砚居然还带着八棱柄，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罕见了。

宋朝的定窑白釉瓷梅瓶出土于夏港东园村宋墓，国家一级文物。定窑是古代名窑之一，其出品自然有质量上的保证，其釉色很漂亮，白中微微泛黄。这件梅瓶侈口、折沿、瘦颈、丰肩、鼓腹，腹以下渐收，近足部外撇，圈足。这只梅瓶并不走修长苗条的路线，显得圆润廓厚，线条流畅。颈较一般的梅瓶要略高一些，在宋瓶中不大常见，堪称宋定窑梅瓶中的珍品。

北宋的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瓷碗出土于夏港新开河工地宋墓，国家一级文物，胎骨细薄，风外满施白釉，白中微微闪黄，深腹圈足，口沿镶银扣。外壁饰刻花多重尖头仰莲瓣纹，每层15瓣，共三层，立体感很强，釉色因刻划线条的深浅而富于变化。碗内底饰弦纹一周，碗心饰刻花团螭纹。这只碗采用剔花、刻花的技法，是北宋定窑中的精品。与碗一起出土的还有七件碗盘，纹饰有螭龙、飞凤、牡丹、莲荷等，胎釉和装饰都很精美。

宋朝的亚字形海马纹鎏金银盘出土于利港汤家丹，国家二级文物，亚字形，中间方形，有对称纹饰，中间是海马、麒麟，底纹为翻卷的波浪，外面则饰卷草纹，制作工艺用到了细阴刻、描金等，还有铭文。

宋咸平三年的带铭文兽钮铜钟出土于石牌公社红锋大队，国家三级文物。钟的上部有一枚兽钮，外部有方形的格子，还有阴刻铭文，所以能够给文物准确断代。铭文上刻着“重十五斤半”，不知道和现在的度量衡是不是统一。郡人吴待制博古请于官，建道院，姚秀芝、葛致一居之，后来诏为放生池。

宋朝的桃形“轩辕维法”铜镜出土于夏港向阳大队东园村宋墓，国家二级文物。铜镜的形状是比较少见的桃形，桥形高钮，没有钮座，钮下方有铭文和图案。左右是小篆铭文，作七字对联：“轩辕维法造丹药，百炼成得者身昌”，中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楷书铭文，十三字分成三列，下部为半浮雕三足鼎和游鱼、海水。

明朝的“常州府江阴县”铭城砖由杨威先生于2015年捐赠，是一块灰白色长方形城砖，侧面阳文铭刻，根据《南京城墙砖文》中收录的江阴县制城砖，有一件铭文和这块砖一致，作匠名字“陈又二”，可见当时江阴县烧制的城砖不仅供应给当时的首都南京，同时江阴城自己的城墙也逐渐使用砖砌。

明朝的龙首鋬耳兽面纹青玉匜出土于青阳，国家二级文物，长方形单柄，底座及柄根部有绺痕。器物由三组图案构成，一组是龙凤呈祥，凤首在流部；一组兽面纹，底纹是不太规则的回纹；一组蟠虺纹，没有底纹。柄是带冠虎纹，从虎嘴中吐出柄把。以我们不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件器物的玉质还挺不错。

清朝的镇库钱咸丰重宝出土于江阴北国许巷，正面楷书“咸丰重宝”，背面是满文“宝苏”，这是当时铸造这枚钱币的地方。这枚钱币尺寸比较大，被认为是镇库大钱。这种大钱由于铸量十分稀少，因而比普通的钱币更加珍贵。

清朝的浅浮雕梅花大西洞端石方形笔舔由陶白先生捐赠，这是清末广东番禺许炳榛随张之洞开采大西洞时所得的三十六方佳石之一，留有石皮，浅浮雕寒梅、灵芝云纹等。许炳榛1930年在上海去世，所藏砚石尽数散出，无锡许修宜得其中六方，后被陶白先生重金购藏。

清末民初的花卉清供砖瓦纹方形紫砂花盆由清末藏书家金武祥后人金永宁捐赠，紫泥胎粉本山绿泥，外壁底部中间各有一个梯形缺口，盆底正中有圆形孔洞。外壁图案和文字各有对称的两面，图案一面为花卉，一面为清供图，文字刻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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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春